劫难摧残又残破

　　清代中期，嘉兴城市的发展基本属于恢复性质，更何况在经历了康熙、乾隆年间的短暂发展后，从嘉庆、道光年间起，随着清王朝的日趋衰落，封建统治的不断腐败和僵化，城市走向衰落。自道光二十年(1840)起，嘉兴战乱不断，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发生多次激战，城乡破坏及人口死亡达到空前程度。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咸丰三年3月占领南京(改称天京)，势力波及18个省，席卷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朝廷相对峙的政权，对嘉兴影响强烈。咸丰十年(1860)年1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以“围赵救魏”的战略奔袭杭州，谋解天京之围。3月19日太平军攻入杭州，守杭清军李延泰部退守嘉兴，屯西门外，索饷勒款，抢掠烧杀，嘉兴至陡门掳掠一空，城西北二门外民居尽成废墟。6月15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在王江泾击败清提督江长贵，进占嘉兴府城，清嘉兴知府张玉藻弃城逃走，李世贤命敕天义陈坤书、朗天安陈炳文守嘉兴。6月下旬，清提督张玉良在杭州集结残部12000人，重整装备，步步为营，反扑嘉兴。7月中旬，前锋进至三塔白衣庵，至28日清兵已积兵数万，扎大营于三塔对面之砻糠浜，摆开的阵势北至栅堰、南至五龙桥南。当天，张玉良督兵攻城，被太平军击退。8月24日李秀成自松江地区撤兵增援嘉兴，9月3日起，李秀成部主力与张玉良部在嘉兴连续激战5昼夜，到8日才把清兵打败，张玉良溃逃杭州。12月，李秀成攻占杭州，嘉兴的局势逐渐巩固。

　　太平军占领嘉兴后，改嘉兴府为嘉兴郡。开始，府县一级由军事将领兼理行政，嘉兴由听王陈炳文管理，下由王府各部和司的官员具体管理，后来在嘉兴设总制，为行政长官。基层设军帅、师帅、旅帅，称为乡官，县及大镇一级的机构叫馆，乡镇办公机构叫局。

　　太平军占领嘉兴后，反复出告示安民，安定社会秩序。咸丰十年(1860)八月，太平军将领贴出布告，要求民众保举乡官，“上应官差，下安黎庶，四境无秋毫之犯，百姓有春台之望”。续又出告示宣布：“倘有滋扰者，准捆送来辕，按法治罪”。同时期在濮院张贴安民告示谓“寒者无衣，饥者无食，实属可怜，因命天朝吊民罚罪，扫除妖孽。。…?本军前来，设卡安民，招集流离，复归故土，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太平天国“弟兄……不得谋居民房，其有占夺民房及强买货物者，经军帅察明立斩示众”。年底，忠王通令各馆子不准私蓄妇女，违者必斩。

　　太平军的纪律本来十分严明，由广西北上至南京，一路上少有扰民之事。但占领嘉兴时已是太平天国后期，队伍成份复杂，纪律日趋废驰。尽管在嘉兴区域内军纪相对较好，一经发现违纪现象就严厉处理，但总的说来已经很难制止军纪的恶化，烧杀抢掠相当普遍。同治元年(1862)10月，太平军过嘉兴一带“私扰民间”，“皆大掳”，当地百姓愤而捉6人解至城里，交驻嘉军政长官荣王廖发寿发落，廖发寿将6人全部枭首示众，但仍然无法制止军队的扰民。就在6人枭首示众的当天，这股太平军又在嘉兴北乡执乡官13人，迫令他们交银3万两，否则将割百姓田稻之半。对此，廖发寿等亦力不能治。

　　当然，太平军在嘉兴也做了不少了事，如通过编查户口，颁发门牌来加强管理，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沈梓在日记中记载：“太平军编查户口，颁发门牌，有门牌为，有门牌为天朝百姓。”人外出远行要领路凭。沈梓日记说:“人乘船只须(至〉局中领路凭可也”。清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呤俐曾到嘉兴，他记述说:城内的组织工作极为完善,一切事情的进行如同时钟一样准确，户不上闩，因为城里小偷、乞丐和盗匪一概绝迹。

　　太平军在嘉兴禁鸦片禁赌博，宣布“不准吹洋烟(鸦片烟)，违者斩首不留”，据沈梓记载，嘉兴一时“赌匪逃匿净尽”，他赞叹说：“余生三十余年，目不见赌独有此时，窃叹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所不逮也。”

　　太平天国恢复蓄发留须，“复中原本色”，男子不许再剃头扎辫子，但也照顾赴清军占领区经营者，准其剃头。虽然，太平军恢复学校，建立礼拜堂，张榜招贤、吸收人才，榜上开列的人才有“通晓天文星相算学者”、“熟读孙吴书知兵法阵图者”、“熟悉古今史事政事得失者”、“医士之能内外科者”多类，“一材一艺皆搜罗录用”，并且开科取士；可是太平军“拆妖庙，毁妖像”，拆除寺庙，捣毁神像，有“私留妖庙者”按律严办，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尤其是经过战争兵燹，嘉兴文化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摧残。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浙江处境恶化。李鸿章的淮军在原由华尔组建的“常胜军”(原称“洋枪队”)的配合下，7月底攻陷吴江后，自江苏、上海进窥嘉兴。9月，左宗棠和法国“常捷军”联合进攻杭州。到12月，平湖、乍浦、海盐、澉浦等地的太平军纷纷献城投降，嘉兴的太平军处境日益恶化。

　　同治三年(1864)1月5日，清兵攻占新丰镇。此时的嘉兴东、北、南三面受围，只西路尚通达湖州。嘉兴守将荣王廖发寿坚持抗击。这时，海宁和桐乡的守望将又相继献城投降，嘉兴已难久守。3月上旬至中旬，清军多次组织猛攻，城中的太平军在荣王廖发寿、挺王刘得功指挥下全力抵抗，嘉兴城东、北、西三门外太平军营垒都被淮军占领焚毁。3月24曰，清军炮兵团团长、洋枪队的英国人贝莱上校用洋炮轰击，炸毁城墙。3月25曰，清军以声东击西之法，先佯攻北门，后集力量进攻东南正门，且从南湖烟雨楼上发炮轰击城墙。在猛烈的炮火下，城里火药库被击中爆炸，并击毁炮台20余座，城墙也被炸开百余丈，挺王刘得功阵亡。太平军冒炮火“争负土墙御”，迅速修复缺口，但又被洋炮轰陷，清兵分路登城，经激烈巷战后嘉兴城失陷，荣王廖发寿被俘后就义，城中官兵除部分突围去湖州外，5000余名阵亡。

　　清军和洋枪队进占嘉兴后，抢劫烧杀，使劫余的城市成为杀人场和废墟。“清兵入(嘉兴)城后，滥杀未逃走的不幸的非战斗员，无辜的居民不分男、女、儿童均遭屠杀”、“被杀的无辜群众达7000人”[1]，乡村劳动农民和曾为太平天国办事的人员，都遭到迫害和反攻倒算。三月三十一日，一直支持清方的英文《上海纪事报》报道说：“不出我们所料，嘉兴府弃守后，程的军队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可怕暴行，城中不幸的居民被勒令负载劫掠的物资至城外清军防线，到达之后，马上斩首”。清兵淮军13个营占驻嘉兴，财物抢光后，就拆屋卖木头，南湖烟雨楼、听王府房舍门窗都被拆卖，不久后到嘉兴任知府的许瑶光，作有《覆巢燕》一诗，说：“仓皇复城时，华屋一炬付，那知军斧利，不为主人计，长绳曳榱题，一扫东风碎”，即系指斥清军烧房拆屋而言。

　　太平天国失败后；嘉兴城乡残破。人口由道光十八年(1838)的293万人下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94万人；农村土地荒芜，约有半数以上的田地无人耕种；城池成为废墟，各项设施毁坏殆尽。知府许瑶光这样描述嘉兴之荒凉破败：“我自杭州来禾郡，沿途二百里无人家，但见石垒峨峨据关隘……白骨侵水横卧沙”；城中“屋破人归少，烧多草长疏”，“昔日名城今瓦砾，青草蓬篙助寂寥”，“华屋一炬付”；农村“鸳湖兵火色凄凉，千村万落连饥荒”；海塘决堤，“更怜海塘缺，斥卤苦溪鱼”；文物毁灭，“今年秀州居，城中无片纸”，整个嘉兴一派萧条。

　　清官府进行恢复工作时，除号召流离在外的业户还乡生产外，主要是招徕外籍人来嘉兴开荒，“听民自垦，宽其田赋”，并对城乡设施作了一些兴建修复，但城乡面貌恢复缓慢。同治三年(1864)，在战火中被毁坏的北门城垣被修复，并修葺了东、西、南各城门，兴建了嘉秀育婴堂。同治四年(1865)，南门城楼重建，翌年又修建了大西门和小西门以及南门月城。同治九年(1871)，修整南湖里的建筑，新建八咏亭；光绪元年(1875)，嘉兴至苏州、杭州的塘路全面修复，并修建和重建城乡桥梁52座。光绪十五年前后，重建楞严寺、精严寺。嘉兴府城以东部和东南部甪里街为重点的精华区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后，城外北部塘湾街(今北京路)、中街(今中基路)一线商业兴起，月河、坛弄一带居民住宅增加，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