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齿繁而货财阜

　　南宋灭亡，元朝继起，嘉兴作为“龙兴之地”和畿辅之地的地位一落千丈，就连城垣也被拆毁，但城市经济却获得持续发展。

　　从端平二年(1235)起，蒙古军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一打就是40余年，到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继董文炳所率的左路元军先后招降了乍浦、海盐、盐官等地，元军主帅伯颜率中路元军兵临嘉兴城下，嘉兴知事刘汉杰献城投降，被任命为安抚使仍镇守嘉兴。或许是嫌城墙高耸不便蒙古骑兵快马奔驰，也或许是生怕城垣重新成为抗元军民的据点，再或许是为了显示威严与震懾，伯颜占领嘉兴后竟下令将拆除城池。至元十三年(1276)，嘉兴罗城城垣，连同四门城楼一起被拆除。明弘治《嘉兴府志》载：“至元十三年，隳郡郡城，罗城遂平，门楼俱废，惟子城见存。”就这样，始建于唐文德元年(888)的嘉兴大城，存在了380年后被夷为平地，嘉兴城的状况又回到了三国时期。

　　元朝平定江南后，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进行残暴统治。元朝按归附先后，将全国居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蒙古人在元代号称“国族”，其地位最高。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人及西域各族人。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契丹人和汉人。南人则除四川以外的原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居民。元朝政府除保护蒙古、色目贵族外，还优待汉人压抑南人，利用汉人来控制南人，有意分化汉民族。当时，嘉兴当地民众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是相当严重的。有元一代，嘉兴人基本没有登科入仕者，相当一部分官宦世家趋于败落。

　　在嘉兴，蒙古贵族、官吏侵占田地，建立庄园，掠夺财富。如今城北路和嘉北街道的百花村，就是因为元时浙江行省丞相也先卜花侵占田庄、名称留传后代讹称为百花。子城内原有百花公主点将台，也是来自也先卜花氏族的传说。

　　然而，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其国家税赋则主要依赖经济发达的江淮地区，每年都通过漕运将数百万石粮食等从江南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维持国家和军队等浩大的费用开支，因此，嘉兴作为重点粮区和水运枢纽的优势和重要性再次凸显。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的南移，嘉兴以种植水稻为主，逐渐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治田特色，成为东南富庶之乡。元代，在重农措施的推动下，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和改进，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嘉兴的粮食作物除了水稻外，麦属种类的推广也日益普遍。因为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迁，给江南带来了差异很大的生活习性，麦类成为广为种植的农作物，并且较多地形成了稻麦复种轮作的种植制度。稻麦复种，轮作换茬，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土资源，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成为元代漕米的主要承担者之一，时人所谓“江浙税粮甲于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

　　元代江浙漕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起初大多由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聚集起运，后来便越来越多的辗转到澉浦港起运京师，这就使得嘉兴成为漕粮的主要中转地之一。不仅浙东等地漕粮通过河运，在这里集结、中转，甚至连江西、湖广的漕米也时常在这里转往澉浦海运。因此，元初海运万户府下所设的11个千户所中就有嘉兴所。至大四年(1311)，朝廷遣官到浙江议海运事，以“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决定将江西、湖广等处粮米变钞或折价，与江浙一带兑换，就近装载漕运，自此以后，嘉兴与海运的关系更加密切，海漕粮食大为增加，自嘉兴前往澉浦的粮船连樯接舻，十分繁忙。后来清代在编纂雍正《浙江通志》时也不由感慨：“嘉兴，浙省大府，而松江在元初为华亭府，乃嘉兴属邑而升为府者，是海漕之利，惟浙中之粟独多。观顺帝至正时海漕不至，征粟于张士诚、方国珍更可见矣。则元时海运，其为浙江之漕运无疑也”。

　　贸易的兴盛，运输的繁忙，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元代嘉兴的造船、修船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此时，嘉兴城里还建起了天妃宫供奉妈祖。妈祖被称为“航海女神”、“和平女神”，也是百姓心目中保佑航海安全的“海神”。天妃宫的建立表明嘉兴与海运的密切关系。

　　元代开创漕粮海运，但海上风大浪猛，船只又小，每年因沉船耗米20多万石不说，还溺死船夫五六千人，所以改为水陆联运，其路线是先经江南运河，淮扬运河到淮安，溯泗水而上，至河南封丘中滦(黄河北岸)转陆运，车载牛驮后至淇门(今河南新乡)，复转水运，由御河(卫河)至直沽(天津)，再溯白河(今北运河)北上，至通州再改陆路至大都(北京)。这样不仅绕道太远，而且反复装卸，费时费工，非常不便。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忽必烈派奥鲁赤主持开凿济州河。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动工，至元二十年(1283)八月完工。至元十六年(1289)元朝进一步向北开凿会通河，当年正月兴工，六月竣工。至元十十九年(1292)秋，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惠河，于次年秋天完成。至此，南起杭州，北至北京，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这是继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又一伟大壮举。

　　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嘉兴河运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商品辐辏的繁盛城市。因此，元升嘉兴府为嘉兴路，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路城中置兵马司，管理城区事务。因此，元代嘉兴的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城市规模也进一步拓展，东门外也渐成繁华之处。

　　早在元初，嘉兴各城镇的酒醋税和商税收入就达1.5万余锭，其中路城为3400余锭，远远超过了同期江浙地区的许多路级城市。至元中期，则更加成为江浙行省的税赋重地，其与湖州及平江(今苏州)三路的赋税收入占全行省总额的十分之六七。难怪时人金吾赞叹说：“嘉兴，泽国也，左杭右苏，负江控海，土膏沃壤，风俗淳秀，生齿繁而货财阜，为浙西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