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地复兴盛

　　宋建炎元年(1127)，金兵入侵，宋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建炎三年(1129)二月，南宋朝廷迁至杭州，下诏改州治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金兵渡江南下，追赵构到明州，烧杀抢掠，到次年四月才北返。嘉兴地处要道，一度也曾被金兵攻占，饱受蹂躏。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饱掠将北归时，驻守秀州的将领韩世忠故意在嘉兴“取民间子女张灯高会”麻痺金兵，以示无备，暗中引兵抢占镇江，获得镇江大捷。此后，南宋在江南的偏安局面获得稳定，嘉兴很快平复了创伤，在几十年中发展到了繁荣的高峰。

　　南宋时期，嘉兴市城的迅猛发展，几十年中达到繁荣的高峰，首先得益于紧邻首都杭州，地处运河水道枢纽的区位优势。由于紧邻首都，嘉兴成为畿辅之地，地处要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南宋朝廷对嘉兴十分重视，各县水陆要冲都设巡检司。

　　因为紧邻首都，地处要冲，交通方便，随着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南移，大量的南渡人口有不少定居嘉兴，其中不乏官宦之家和世家大族，如岳飞后裔和项氏等，故居民荟聚，成为全国人口稠密之地。

　　也是因为地处要冲，交通方便，当时嘉兴运河里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嘉兴城池充当成为区域间商品流通中心和连接城乡市场纽带的角色。杭嘉湖平原是南宋最重要的粮食产地。绍兴年间(1131—1162)，在整个两浙路每年150万石以上的秋租米中，苏、湖、秀等州“超其大半”。“湖、秀、苏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这些粮食，一般先以各市镇为据点向农户收购，然后于湖州、秀州城汇总，再转运临安和销往各地。“百姓日籴，则给于衢、婺、萝、湖、秀、苏之客舟”。当时，往来于嘉兴运河及其他河道的内河米船常可载米六七百石乃至一千石，成为最热闹的商贸城市。

　　另外，还有个特殊原因，那就是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昚出生在嘉兴，因而对嘉兴特殊看待。

　　赵昚(1127-- 1194年)，宋太祖七世孙，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昚，字元永。他是宋高宗养子，生父为秀安僖王赵子偁，曾在嘉兴县当县丞小官。相传，宋孝宗就出生大运河杉青闸边的嘉兴县衙馆驿。由于高宗的唯一儿子元懿太子夭折后再没有嗣子，所以只好从其他宗族中选择后继者。宋孝宗继承赵构做皇帝后，其出生地建兴圣寺，称为“流虹圣地”，旧时有流虹亭古迹。这样，嘉兴就成了“龙兴之地”。

　　因为是“龙兴之地”，宋孝宗的孙子宋宁宗于庆元元年(1195)将秀州升为嘉兴府，继续管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嘉定元年(1208)又赐嘉兴称军，节制水陆军事。体制的升格，对嘉兴，尤其是市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利的作用。

　　当时，嘉兴城为首都临安(今杭州)外围城市，又是“龙兴之地”，其规模日益扩大，城市设施逐渐完备，尤其是南宋在江南的偏安局面获得稳定后，“舟车财货丰阜”，使嘉兴成为浙北平原的市场活动中心和经济性都市。史称秀州“介二大府(临安府和平江府)，旁接三江，擅河海鱼盐之利，号泽国秔稻之乡，土膏沃饶，风俗淳秀，文贤人物之盛，前后相望。

　　南宋时，嘉兴城内已有了不同的专业街市，城中商业服务业不断发展，繁华中心的大市上官街更加兴盛，附近出现了混堂弄(浴室)、瓦子巷(戏院)等地名。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末元初，嘉兴街坊有七十余，桥梁有七八十座。其街巷、桥梁名称中的一部分，是以行业命名的，如醋坊、鱼行、丝行、米棚、猪儿、船厂、孩儿等。祝穆《方舆胜览》记载：“百工技艺与苏杭等”。后人追记：“嘉兴为郡，在宋南渡为三辅，…环城皆濠，四门水陆并通，七十一桥，三十五坊，纵横交错，舟车财货丰阜”，已具有繁荣的都市规模。

　　随着居民的日益增多，城市向城垣外发展，城内外有70个坊，不少名称至今尚能历数。南门外西起米棚下，东至南湖边，一直延伸到南堰，以濠股塔为中心，成为绵亘数里的商业区，“人烟稠密，灯火万家”。居民区也移向城外，城南鸳鸯湖、滮湖畔园林罗列，南湖周边，多豪门大家的园林别墅，其中宋尚书潘师旦园会景亭，有十余处胜景。烟雨楼在湖滨高氏园中，成为园中的一组建筑。

　　经过南宋150多年的发展，嘉兴已成为江东一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