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素来看重吃喝的中国,要革除陋习,减少公款吃喝,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需要领导带头倡导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一起从一边吃喝、一边抱怨吃喝的怪圈里突围而出
今年4月26日,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没跟各级官员打招呼,悄悄来到自己定点联系的村子,走访农民,还吃住在农家。
“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刘维佳在日记里记下这“难得的”吃饭经历,感慨道: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便有望迎刃而解。
明明不想吃,为啥还得吃?
公款吃喝,是最常见而似乎最难治理的一种滥用权力现象。严格地说,吃掉喝掉公款和以现金方式把公款拿回家,属于同样性质——大摆酒席超出了公务活动的必要性,是借公权、谋私利。“不是公家掏钱,自己舍得这么吃吗?”民众的疑问完全合理。一个客人却有十来个主人陪同,“到底是客人吃还是主人吃?”
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在许多公款吃喝的场合,无论客人还是主人,其实没吃多少,一桌饭菜花钱多多,大部分浪费了;价格昂贵的酒,与其说喝了不少,不如说暗中掺水糟蹋了不少。至于吃饭的人,许多并不想这么吃,还因为频繁吃喝,甚至一晚上赶好几个场子,“苦不堪言”。如此“不想吃喝而吃喝”,公家花了不该花的钱,个人浪费了时间,还吃坏了身体,其实其中有着更加难治的“潜规则”。
明明不想吃为什么还得吃?因为吃饭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规矩”、成了“礼仪”,成了一种“表态”的“形式”。上级领导召集开会或者下基层调研,常有这样的“共识”:“到场汇报的官员级别多高,就代表对这项工作有多重视,对领导有多尊重。”同样道理,陪领导吃喝也代表态度,班子里有多少人参加、“领衔”的是谁,乃至上什么酒什么菜,都很讲究;否则,说轻点是失礼,说重点,形同失职。
反过来,对于下属的接待热情和“诚恳”态度,领导也要有相应表示,给足面子,以维护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不少官员,特别是深受“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威胁的官员,出于这样的原因“舍命陪君子”,成了常事。结果,上上下下一起吃喝,吃喝完了一起抱怨,抱怨完了再一起吃喝,周而复始,欲罢不能。
除了自律,更要有制度和监督
公款吃喝者自己都觉得勉为其难,但如此陋习一直存在,这就应了一句话,“环境大于个人。”身陷公款吃喝的“潜规则”,要突出重围,不但需要个人明白道理、加强自律,更要有制度和监督。
首先不能为公款吃喝寻找任何理由。拿公款大吃大喝肯定是错的,请吃与吃请都属违纪,各方再大的“为难”,都不能作为理由,不能让公款吃喝成为于法无据、于情可宥的“合理犯规”,不能让种种所谓“不得已”的说辞,成为继续吃喝的托词。
既然官员视过度吃喝为畏途,不妨顺水推舟,制订规矩,从严掌握。从理论上说,可以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在政府财务中着力压缩公款招待的开支,所有超出规定的招待费用,一概由请吃与吃请者自掏腰包,实行彻底的AA制。没有源源不断的公款支撑,大事铺张的吃喝可能会收敛些。
许多时候,管住吃请者要比管住请吃者更容易见效。按照行政上下级关系,上级执意不吃请,下级不敢有大动作。而只要上级或者好这一套,没人请便不高兴,或者碍于情面不加推辞,下级就一定会大肆操办。所以,领导必须做出样子,立下规矩,守住底线,坚决不吃请。这不但可以节省公帑,还可以起到警诫下属的作用,层层示范,渐渐形成风气。
要减少请吃与吃请,还须减少各种不必要的陪同。全无必要的陪同在浪费资金、时间和精力上,负面效应一点不输给公款吃喝。领导到了一个地方,听取汇报很正常,但陪同者应尽量减免,何必下级官员悉数到场?只有把没必要到场的下属赶回工作岗位,陪同的人走了,吃饭才能简单,手擀面之类才能上台面。
“民以食为天”,在素来看重吃喝的中国,要革除陋习,减少公款吃喝,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需要领导带头倡导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一起从一边吃喝、一边抱怨吃喝的怪圈里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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