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公塘，光绪年间两份地图上已标明的河流

　　凌公塘，原是东栅南乡几条历来相通，又各有传统名字的河港的统称。而今，它是南湖新区从南堰到平湖塘的一条景观河流。

　　多少年来，这条河与两岸村落的农家息息相关。流经各个小村的河段，人们习惯以自家所在的村名或桥名来称呼。他们觉得摇船外出归来，船头一进入自己村庄的河面，就像回到了暂别的家。那橹划在水中，轻盈，流畅；那船漂在水面，顺溜，陶醉。水滩，小桥，岸柳，好像都在伸开臂膀，迎接船儿的归来。于是乎，流经高桥的河流，那里的农家就叫它高桥港；夫人庙、渡船桥一带的村民称那条河为渡船桥港，还有西去的花园港、探花湾……

　　这几条河港联动开发时，统一称名为凌公塘了。沿河的农户，有的尽管已入住了拆迁新区，却对原来自家门前，祖辈叫顺嘴的老河老港的名字，改口去叫别村的河名，还是有点别扭和纳闷。有人嘀咕：瞎搭糊涂，凌公荡么勒(在)九曲里，那哈(怎么)高桥头格河，渡船桥格河，一塌刮子(全部)叫凌公荡(塘)哩？农民兄弟有看法，连文史专家也有疑问：凭什么把这条河统一名称？

　　统一，归于一致，与分歧相对。而就在这条统一了名称的河流上，一座古桥却两易其名。它的“分歧”，让村民目瞪口呆。

　　渡船桥，原名兴隆桥，明嘉靖年间建。抗战中，抗日游击队将嘉兴城通往城南乡间的桥梁撬去石梁，以阻止日寇对敌后抗日基地凤桥的扫荡。夫人庙一带的农民要过河种田，只得用船摆渡。于是，过断桥，撑渡船，这桥成了渡船桥。《嘉兴地名志》将此桥记“大石桥”，是乡间土语与普查人员言语交流不畅之故。断桥，渡船，是一段悲壮的抗日史话。兴隆桥变渡船桥，地名故事，意味深长。

　　嘉凤公路拓宽后，改名“双溪路”，此举倒是有点接地气。而重建的渡船桥(大石桥)，二〇〇四年，将它改名“高桥”，这就莫名其妙了。其实，高桥在这座桥的东面约八百米处。我问过地方上主持城建的人，如果高桥重建，给它取啥名？那人一脸茫然。

　　高桥，清同治七年建。旧时，它是东栅涉南乡，到曹庄、余贤埭、凤桥的要道。桥北堍的施王庙，香火旺盛，声名远扬。庙场的社戏，特别是祈祷新一年春耕、春蚕的“春台戏”，源远流长，精彩纷呈。还有晚清民初的“擂船班”在河中船台上唱戏的场景，嘉兴少有人言及，这让东栅九曲里的百岁老人张亚飞(1905—2014)津津乐道。而京剧世家卞氏“水路班”，则是高桥社戏的常客。原嘉兴红旗京剧团团长卞韵良一讲起当年到高桥唱“春台戏”，他就会打起京白：“春台戏唱罢，半年的开销就有了，水路班也可息夏了。”

　　高桥社戏，也是高桥踏白船的“舞台”，它不光为社戏助兴，还威震三塔塘。他们船只的团队，在三塔踏白船竞赛中，屡屡夺得下一年踏白船“开赛令”——参赛船主橹老大脚蹬平箕板发出“咯笃——”一响，同船赛手即率先起橹，挥桨——的荣耀。

　　踏白船的开赛令，如此别致。我为之专门撰文，以别当今赛事形式。二〇〇八年十月，在负责撰写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遗产名录《三塔踏白船》申报书时，我整合了百岁老人这段踏白船的原生态赛制细节，为申报书内容，增添生动一笔。

　　两座古桥，它们相伴着这条河——凌公塘的沧桑岁月，古往今来。

　　量化历史积淀，唯求事实。早在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南湖区政协文史委在东栅工业园区行政大楼召集的“发掘凌公塘历史文化约谈会”上，有专家指出，凌公塘开发，不但要关注，挖掘它沿岸的历史文化，更要弄清这条河统一的名称，历史上有没有它的记载。

　　春去冬来，凌公塘在不少人的疑虑中，景观开发，日新月异。习惯成自然，人们也似乎淡漠了为它的统一名称，曾经带来的困惑。

　　自从二〇〇〇年东栅乡镇大拆迁起，我陆续写了好多乡土文史的文章，并相继见于报刊。凌公塘沿岸村落的过往，当然成了我撰稿素材。

　　二〇〇三年八月，我随原夫人庙小村农户张正祥重访夫人庙旧址。

　　一路上，张老伯神秘地对我说：“百听不如一见。”并有声有色地讲起了他祖父张紫绶从小习武，后与平湖陆田套(光绪二十年恩科武进土)同科考中武举人；他家保存着大爹(祖父)中举后授予“武石”的旧事……

　　烈日下，我俩取道嘉凤公路，到渡船桥北堍，向东走过一座建于一九六六年的“繁荣桥”，我又一次来到夫人庙小村，来到了张正祥家的老宅基。张老伯熟门熟路地从瓦砾中找到他家原猪棚的位置，扒开砖块杂物，神秘话题顿然揭开——一方残损的石碑呈现眼前。老伯告诉我，听老辈讲，他家隔壁是夫人庙。我在家里扩建房子时，从庙基上挖出了这块石头，伊面上有字！说罢，他用半只破菜甏，到宅基北侧的庙浜里舀了些水来，住石头面上一浇。我低头一看，真是“水落石出”：“郡城东南十里，石出如笋，里人异之……”惊讶之余，即电话通报史念先生，他听我念了几行字，便脱口而出：“这是明代吴鹏重修夫人庙碑记，图书馆古籍部有志可查……”

　　夫人庙，也名石笋夫人庙，宋咸淳初(1265—)建。碑记：“历胡元至我朝，上下数百年造福降喜如一日”“乡远近络绎者如市”。清黄涛《石笋夫人庙》诗云：“实地有情生笋，女如介石为神。白苎都中赛社，卖花村里寻春。”

　　清咸丰战乱，古庙约毁于癸丑(1853)年间。

　　二〇〇九年九月，我在杨柳湾书报亭遇到史念先生，他就乾隆进士钱载(1708—1793)葬夫人于九曲里，筑屋守墓，取乡舍为“九丰堂”以及钱载病故后合葬那里的事，嘱我写一则“钱载与九曲里”的文章。史先生对凌公塘历史底蕴的发掘，牵挂在心，感人至深。

　　几经努力，我写就《六艺云备九谷斯丰——钱载与九曲里》一文，通过报纸，第一次传递了凌公塘名字统称的历史信息——国家图书馆藏书光绪三十四年版《嘉兴县志》有增补《国朝县境五里方图》，此图中明确标注“凌公塘”。

　　那么，我是怎么获取此信息的呢？二〇一〇年一月，南湖区政协文史委第二次“胥山重建”研讨会上，我再次请教崔泉森、陈家骥两位老师，可有凌公塘名称史料发现。说来真巧，两位老师说，就在这两天，他们通过网络，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光绪《嘉兴县志》中，查到了增补的《国朝县境五里方图》，这张地图中“凌公塘”三字，明确标注在东栅地域中的一条河流间。我闻听，怦然心动。

　　《国朝县境五里方图》的东栅截图中，“凌公塘”标注在河流的“高桥”和“复兴桥”之间

　　《钱载与九曲里》一文中，有国家图书馆所藏《钱载诗》中顾刘星评“钱载行述”：钱载之友到访嘉兴百福弄，“登其堂，阒其无人，剥啄良久，始有小婢出应。”“间命棹渡南湖，往九曲，栖迟墓屋中……命两僮舁篮舆行田塍间，看菜花，看秧，看稻叶稻花，陶然以乐。”

　　我引此“听松楼”所记内容，是“棹渡南湖，往九曲”这几个词汇给了我联想空间：从郡城到九曲，可以出环城河，沿甪里河，双溪，汉塘，到九曲。而“行述”中不涉凤凰洲、白莲寺、汉塘春桑等双溪风光。我想，也许当年钱翁之友就是取道凌公塘，从南湖，经南堰，直达九曲的。

　　两条水路达九曲，郡城涉乡甚便利。光绪《嘉兴县志》的增补图中的凌公塘，虽然与晚年钱载及友人出行九曲的事，相隔一百来年。然而，唐代“嘉禾屯田”时期的平整土地，疏通河道工程，早已造就了高丰屯区的东栅之域四通八达的水乡环境。

　　就此，《钱载与九曲里》中，我特意将崔、陈发现《嘉兴县志》增补图之事，写了这样一段感慨之词：“遗憾的是嘉兴图书馆馆藏的《嘉兴县志》中无此增补之图，否则当初凌公塘定名时就有根有据，理直气壮的了。”这段表述的用意，就是为凌公塘统一名称的疑问，画上句号。这个文史“悬案”，由于崔泉森馆长、陈家骥老师的努力，终于破解。

　　可是，光绪三十四年《嘉兴县志》增补的《国朝县境五里方图》，从何而来？又一份光绪年间涉凌公塘地图的发现，也许它为解开这个疑团，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答案。

　　二〇一四年，我在为筹建“记忆东栅”展馆撰稿时，为了收集几份有涉东栅的历史地图，经上海一大学教授的帮助，从清光绪二十年的《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嘉兴截图里，清清楚楚地看到“凌公塘”三字，它标注在从“南堰桥”到“三环桥洞”“兴隆桥”“高桥”“复兴桥”的河道上。

　　《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嘉兴县图(东栅截图)中“凌公塘”标注在河流的“三环洞桥”与“兴隆桥”之间

　　《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光绪二十年(1894)，由舆图局石印刊行，共二十册。清宗源瀚撰。它是我国第一部实测地图集。

　　《国朝县境五里方图》左侧题字注明：“国朝县境旧志，略而不详。昔岁庚寅，纂修会典，部饬各直省绘典图，并修郡邑志。嘉郡设局，派员开方测量，凡城厢、村镇、桥梁、支河、叉港，了如指掌。视旧志绘图较为详晣焉。新纂。”

　　庚寅(1890)，即光绪十六年，浙江成立全省舆图局。一八九三，完成测绘。翌年，《全省舆图》刊行。阅此典籍，见其中除嘉兴府总图(二十里方图)外，有县舆图(五里方图)。该图前页有“拼图式”“左”“右”示意；页眉印“嘉兴县五里方图”。

　　如果时空穿越到光绪三十四年后，也许县志编纂时，忽略了“嘉兴县五里方图”。发行后，觉得那份测绘图的实用价值，便另行印刷“国朝县境五里方图”，以作县志增补。

　　显而易见，县志增补的“五里方图”与《全省舆图》中的嘉兴拼图，除了图名有异，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文字标注上有些变位。其中拼图的“凌公塘”在“三环洞桥”与“兴隆桥”之间，而补图的则在“高桥”与“复兴桥”当中；拼图的“桥”字用繁体字，补图的为简体字；另外，拼图凌公塘中无“壩桥港”，补图则有此标注……凡此种种，除“拼图方式，既非一人”“疏密之殊，势所不免”外，《全省舆图》汇总时，作了统一编辑。而补图题字中“昔岁”“新纂”之意，即补图版本，为当年“嘉郡设局，派员开方测量”之图。

　　两张县图，孰先孰后，哪主哪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张图中的“凌公塘”三个字，都明确地标注在东栅的那条河上。

　　作为图书馆馆长的崔泉森，当发现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嘉兴县志》中有增补图，而县志所在地嘉兴那部志中，却没有此图，这令他很是奇怪。

　　陈家骥老师告诉我，此图夹在“卷一历代图”的第十九页和二十页之间，明显是插入进去的，因纸张质地颜色与原书都不同，且其他图都是在原书书页上，唯此图是另纸，无页码，方形。

　　是当年的“有关部门”没有向嘉兴驿站邮递这份补印图，还是嘉兴县“有关当局”没有收到此图，或收邮后，没有及时插入县志，插入后又遗失？这是一个光绪年间藏书的谜了。

　　“记忆东栅”展馆因故搁浅。二〇一六年，我将编排的展板内容，整理、出版了一部《图说东栅》的书。这是一“座”可随手翻阅的展馆。光绪二十年《全省舆图》中的东栅截图，入编《图说东栅》首篇“东栅位置”，并在图片文字说明中注写：“凌公塘”在图中“十分醒目”。

　　《钱载与九曲里》已于二〇一三年，入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守望鸳湖》中。它与《图说东栅》一起，再次传递凌公塘在光绪年间已统一称名的信息。

　　凌公塘，光绪年间两份地图上明确标注的河流。这一记载，是近代地理知识，促成传统地域文化与时俱进的一次升华；是对保守的乡土观念的一种突破。而这条河流在新时期开发中的统一称名，并非“瞎猫拖死老鼠”，却是与历史不谋而合。从而诠释了它与历史，与嘉兴的不解情缘。

　　正是地理知识普及的局限性，更因那两份地图传播的滞后性，让东栅，让嘉兴，对凌公塘统一称名的考证，带来了一时的迷茫。而今，细说这个过程，其用意就是与关注凌公塘建设，探究凌公塘历史的人士，分享光绪年间，凌公塘这条河流已受清代地理界认同和记载的史实。

　　站在双溪路的“高桥”上，凭栏东望，绿树掩映的海豚湾·海伦·音乐厅，那玫红的外墙分外艳丽。它的身后，就是夫人庙旧址。那一年盛夏，宅基里发现的明代重建夫人庙碑记的残碑，我已请行家拓取了隽秀的碑文。这份难得一见的明代遗碑拓本，与晚清武举人的武石图片，也一起收编在《图说东栅》中。

　　玫红色音乐厅的前方，有一座由直径不同的不锈钢圈体组成的艺术钢雕，有人叫它音乐塔，也有人称它琴塔、歌塔。总之，它标志了某种音乐或歌咏的符号。这不，就在它南侧便是南湖区文化馆的一座音乐会堂；馆中楼道墙壁上挂着一幅幅合唱获奖留影，它们彰显着凌公塘与音乐，与歌声结伴的又一种情缘。

　　凌公塘，静静地流淌，它那汩汩清流泛起的波光，闪耀着如五线谱上串串音符般的美妙色彩。南湖区，嘉兴市打造成了“歌城”，就是在这里随凌公塘的不断变靓，而唱响国内外歌坛。

　　这里的绿道以凌公塘命名，沿途有一些介绍东栅的史料宣传栏。有朝一日，光绪年间两份嘉兴县境的东栅截图，补充到那些文化栏中，让曾经生活在这条河两岸的居(村)民，喜欢到这里的绿道散步散心的休闲者，跑步晨练的健身者，都来了解：清代光绪年间，即距今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凌公塘已经统一标注在地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