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市作协主席杨自强所著历史随笔集《将相本无种：历史的闲言碎语》新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并在日前举行的2016上海书展上亮相，深受读者好评。全书内容纵贯南北朝、辽、金史，作者在历史的幽微处爬罗剔抉、观察古事，从而得出别开生面的见解，行文风趣而深刻，予人启迪。今刊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所作之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做官无能，肯定不行；为政乱能，更是祸害。什么叫“能”？古今理解，大不相同。《辽史》专辟《能吏传》，其中有一个叫大公鼎的人，以“不为”来体现能吏本色，《金史》中还有一个叫石皋的人，却以“拖沓无能”来显示其精明强干，这与后来的乱逞能的“能吏”大异其趣，也与那种只注重个人声名的所谓“良吏”迥然有别。这别具一格的“能吏观”是本书中《“无能”的能吏》一篇所阐发的。如何为政，如何为官，如何为民，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这是杨自强兄几十年来关注的史学问题，为此撰写了好几部著作。《将相本无种》就是其中一部颇具灼见的代表作。

　　全书三十九篇，前十九篇是读南朝诸史的随笔，后二十篇谈《辽史》、《金史》。处处都可见自强兄对历史现象的独特解读。还是以《“无能”的能吏》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他举《老子》为例，将国家管理状态分为三个等级：最下的是“畏而侮之”，其次是“亲而举之”，最高境界为“不知有之”。显然，这三种统治方法都可说是“能吏”，前两种是“逞能”之能——不管其逞的是何种能。在老子看来，“不知有之”是“无能”之能，而这种“无能”却是顺乎自然、顺乎民意之举，是不能之“能”，套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大能无能”。所谓“大能”与“小能”，能的程度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大能”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与治国相比，烹饪是“小能”，烹饪要讲究饭菜的色香味，必须要注意火候、调料。《老子》用来比喻治国这样的“大能”，正是看到两者的相通之处。什么叫“小鲜”？自强兄释之为小鱼，烹为煎烤。煎烤小鱼，不要老去翻动它，否则鱼还没煎透，就支离破碎，没法收拾了。这样的理解，有点意思。

　　本书还有一篇极有趣的文章，叫《治大国若炒栗子》，这与“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正好有个呼应。《辽史·文学传》载，辽兴宗在闲谈时问萧韩家奴，你在外可听到什么高明的议论吗？萧韩家奴回答说：“我管过栗园，所以只知道炒栗子。炒栗时，往往小栗子熟了，则大栗子必生；大栗子熟了，则小栗子已经焦了，使大小均熟，才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托栗讽谏”。如何使大小栗子都炒熟，史书没有记载萧韩家奴的回答。自强兄通过梳理《辽史》和有关史料，发现辽太宗耶律德光早就采取了把大小“栗子”分开炒的策略，建立健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不同体系的政治制度，明确地“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小者熟，大者生；大者熟，小者焦”的问题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并无一定之规，执政者必须依据历史传承与执政背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相应的治国方略。不仅要“因俗而治”，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断地调整政策。《资治通鉴》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上曾有过为数不多的无为而治的时期，也曾经历过不断出新的翻炒栗子般的动荡。可以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诚如唐太宗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也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自强的读史随笔，通常从具体史事说开去，出入古今，秉笔直陈，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思考空间。

　　自强对于历史有别于常人的理解，缘于他的特殊经历。

　　他当过教师，做过编辑。1986年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毕业后，任教于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与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转入报社工作，从一个普通编辑做到高级编辑，并担任了副总编。从事学术研究，他注重文献发掘，更注重对历史人物的深度解读，撰写了《学贯中西——李善兰传》、《李日华传》、《南湖人物》、《南湖诗词选》等著作，深入浅出、文笔灵动，在读书界素有口碑。从事编辑工作，他时时保持着创新的激情和前沿的思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良好状态，在各种新闻评奖中多获殊荣。他本人也因此而被评为嘉兴市“十大文化人才”，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飘萍奖(浙江省新闻界个人最高奖)，全国地方都市类报纸十佳总编等。

　　这些年来，自强发表、出版一百多万字的论著，读史随笔如《人生三十六计》、《烟雨楼台》、《绝域雄风》、《天马嘶云》等，杂文集如《无规则游戏》、《激扬文字》等，包括这次同时出版的《将相本无种》、《一生一个字》等书，其特色可以用他即将出版的另外一部杂文集书名“冷眼热肠”四字来概括。他对历史有着冷峻的体验，分析入木三分。《“小鬼”管住了“大王”》一文，作者论及南朝典签制度，说典签名气虽然没有明代东厂、西厂及锦衣卫的权力大，其威风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典签，就是小鬼，权力却是通天。这种制度，早在曹魏时期就已存在。曹丕为了监督各地王侯，设置监国使者。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自己就完全被监控起来，“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乃至“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小鬼，时常见诸《恩倖传》等载籍中，骨肉相残，内讧不已，留下深刻的教训。为此，作者特别指出：“古语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典签制度正是违背了这一用人的基本原则。怕藩王权重而设典签来牵制，典签权重了，是不是又该设个什么来牵制典签呢？如此在猜忌、不信任的前提下来分配权力，必然会引得人人自危，各打自己的小算盘以求自保了，原先没有异心的也要变得蠢蠢欲动了。”这种思考是十分深刻的。

　　多年来，自强兄把勤读书、有学养、善观察、会思考、能研究的学者型编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集学者与编辑于一身，既是学者型的报人，又是报人型的学者。他的读史文字，就具有这种双重身份特色，既有文献学的底色，又有报人的敏锐。所有的文字都以史实为依据，又没有酸腐气和学究气。这是一般学人和普通报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向来主张，在思想多元、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阔的知识，才能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敏锐地捕获问题，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关注。《成功的陷阱》就是这样一篇独立思考的佳作。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成功也可能成为失败之父。《贞观政要》中说“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自强由此说开去，从法国行为科学家欧文·柏林的“柏林定理”说到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狃以常胜”，到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两个保持”(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总之一句话，要永远保持忧患意识，永远保持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之心，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究之心，这样才能使成功成为前进路上的阶梯而不是陷阱。这些见解，平实深刻，给人启迪。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与自强等十位古典文献爱好者考入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门下。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小，快人快语，眼睛里闪烁着聪慧的光芒。他曾专程陪我到他家乡海宁观潮，拜谒王国维故居，一路上不断地听他讲起前辈乡贤徐志摩、金庸等人的故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想，他的聪慧就根植于这片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沃土中。那时，他对金庸小说特别着迷，与同学轮流借阅，彻夜快读。由金庸，又扩展到其他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梁羽生的作品。再后来，还亲自操刀上阵，创作武侠小说，发表在研究生自编的内部刊物上。他是否还继续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我没有问过他。但我相信，这段阅读经历，对他后来的写作一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部史学随笔中，他对武侠小说情节随手拈来，为我所用，增添无限趣味。

　　这些年，我与自强兄天南地北，相距遥远，平时联络不多。他知道我仍困守在古典文献学的小圈子里，就来电邮，希望我能从学术中走出来，看看他的读史笔记。我读书不多，治学领域也很狭窄，但很愿意看各种笔记。我的感觉，学术类笔记，专业有余而活泼不足；野史杂钞类笔记，道听途说的多，或以堆积材料为能事，知古不至今，或者说有意回避“今”。自强兄的读史笔记，有学术含量，有现实情怀，字里行间可以触摸到作者的真性情。《将相本无种》出版，我只能将作者的诸多深刻见解，择其一二介绍如上，并借此机会向这位远方的老同学表达敬佩之情。我想，这是可以得到读者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