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民群众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党的诞生地,嘉兴围绕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努力提升经济发展指数和百姓幸福指数。
8月中旬开始至11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全省11个地市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全面深化改革——一张并不容易却又必须答好的试卷,嘉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哪些亮点可圈可点?如何惠民生,以百姓看得见的实惠推进社会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今天起,南湖晚报推出“嘉兴‘深改’故事会”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作为一个农民,徐娟最值钱的东西是三本红本子,它们证明了她拥有的三大“财富”:农民新村的住房,承包的25亩葡萄园,还有作为村集体一分子的股权。
如今,徐娟这三本红本子都抵押在银行,从而每年能从银行获得28.5万元的抵押贷款,用于扩大葡萄园的规模、改进设施,挣更多的钱。
让农民的资产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沿着这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这位嘉善县姚庄镇的农民从中获得了实惠。
让徐娟受益的“三权三抵押”,是姚庄在此项改革中放的“大招”,让这位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穷到底”的农户,打赢了脱贫致富的“翻身仗”。
生活在城里,创业在乡间
桃园新邨是姚庄镇的农民新社区,这里和城市社区一样,有学校、卫生服务站、文化体育设施。在这里,徐娟住着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徐娟的事业则在离镇区不远的展幸村,她和丈夫宋永军经营着25亩葡萄园,里面种着“藤稔”、“醉金香”、“红提”等热销品种。
8月17日中午,日头正毒,记者来到这处家庭农场,徐娟正在大棚里给葡萄修剪枝条,宋永军在准备当日的午饭,一盆冬瓜汤已经出锅,门口停着一辆很新的七座瑞风商务车。
“车是去年买的,平时经常擦洗,所以显得新一些。”徐娟说,家里原来有一辆小货车,这些年有了些积蓄,去年花了12万元,买了这辆车,“空间宽敞,能坐人,也能带货。”
近年来用工成本涨得厉害,徐娟舍不得雇工人。夫妻俩伺候着25亩葡萄园,工作量挺大,但乐得自由自在。“凭本事吃饭,种得好吃肉,种不好吃菜,怨不得别人。”宋永军说。
今年当季葡萄销售接近尾声,徐娟已经能够估算出收成,“销售额40多万元,刨除成本,利润20多万元,基本和去年持平。”
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向记者讲述平日里的生活。他们和“上班族”差不多,朝九晚五在农场“上班”,农忙时,偶尔也在农场过夜。现在正值暑假,他们把即将读初三的儿子送到补习班,费用不菲,一个暑假得2万多元。
“经营农场,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每年银行提供28万多元的贷款,随时用,随时取,不太因为钱的事担心了,家里主要开销供儿子。”徐娟说,“读书读得出就让他读,读不出就和我一样回来种田。”
农民创业不易,缺钱是头一桩
说起徐娟一家,展幸村党支部书记郁阿大有些感慨:“村里说起脱贫致富,徐娟算是头一家,也就五六年时间,这家人生活整个变了样。”
“当年咱家穷村里人都知道,父母从小就叫我要认命。”有了如今的生活变化,徐娟已经能够轻松地说起当年的苦日子。
徐娟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伺候着几亩薄田,拉扯着徐娟和比她小7岁的妹妹长大,“别人家盖楼房了,我们家还住着破瓦房,下雨天,地上湿漉漉的,一踩一脚泥。”
作为大女儿,徐娟初中毕业后便到工厂去打工,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还得省下来供妹妹读书。到了结婚的年龄,徐娟也没能靠“嫁”改变命运,她相中的小伙宋永军浓眉大眼、踏实本分,但也是穷得叮当响。
婚后,夫妻俩最初都在附近的工厂打工,眼瞅着没出路,宋永军先跑起了水果运输,后来徐娟也在镇上摆摊卖水果,即便如此,一年忙到头,也存不下钱,等有了小孩,更是捉襟见肘。
2008年前后,展幸村种葡萄的农户越来越多,宋永军看着一些种植大户发家致富,自己却靠着一车车拉货挣着辛苦钱,不由得动了心,于是和徐娟商量着是否也能跟着潮流闯一把。
很多个夜晚,夫妻俩躺在床上左盘算、右盘算,最后还是决定咬咬牙,豁出去干起来再说。农民创业不易,最终还是落在“没钱”二字上,搞设施农业投入不小,初步估算前期投资需要10多万元,钱从哪里来?徐娟和宋永军把身边人撸了一遍,都是穷亲戚,谁也指望不上,只能从银行贷款。
当时,徐娟没有可用来抵押的资产,只能靠担保贷款,每个担保只有5万元的额度。徐娟先是东拼西凑了5万元,然后四处求人担保,欠了大把的人情,总算贷了10万元,筹齐了启动资金。
回忆起最初那段借钱的日子,徐娟心有余悸:“吃不香,睡不着,心里就想着借了这么多钱,还不上怎么办?连累了别人怎么办?”
苦尽甘来,享受了改革红利
2009年年末,徐娟和丈夫从村里流转了15亩土地,开始为葡萄园做各种准备。虽说两人都在农村长大,但都没有干农活的经验,而且,设施农业和传统农业有很大的不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好在夫妻俩都是苦出身,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子,“那段日子,吃住都在田里,先到别人家去学,学会了回来自己试着弄。”搭棚、扦插、施肥……他们靠着一股子拼劲,硬是把15亩的葡萄园给建了起来。
天遂人愿,开始几年,收成还不错,但每卖出一批葡萄,都要先拿出一笔钱来还上一部分贷款,再加上葡萄园规模有限,想致富还是挺难。徐娟很多次都想扩大规模,但又回到了原点——缺钱。
然而,一门心思扎根葡萄园的徐娟并不知道,一项即将对她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举措正在她身边悄然开展。
2012年,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之一,姚庄镇在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
在此过程中,徐娟一家确定了股权,拿到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在之前的2010年,他们作为首批置换户搬入了集聚小区后,拿到了《农民住房财产权证》,再加上早前已经拥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证》,他们已经“三证”在手。
“当时拿着3本小红本,也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只能用来压箱底。”徐娟说。然而,这样的想法并没有持续多久,2014年8月,姚庄镇桃源新邨社区和展幸村作为嘉善试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次“发力”,率先启动了“三权三抵押”工作。
姚庄镇人大主席蒋胜强介绍,所谓“三权三抵押”,即是指农户用“三权”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与一般的金融产品相比,“三权”贷款额度高、利率低、贷款手续简便,还款方式也很灵活。
2014年10月16日,徐娟作为第一批受益人,从银行获得了28.5万元额度的抵押贷款,利率还比传统信贷模式优惠了20%。
“只要在额度范围内,贷款可以随取随用,需要多少贷多少,十分方便。”徐娟说,有了这个坚强的后盾,最近这两年多,她又陆续流转了10亩土地,在葡萄园铺设了滴管的现代设施,家庭收入也在逐年攀升。也就在这两年多,“三权三抵押”贷款业务在姚庄迅速铺开,截至今年3月份,累计办理该项贷款95笔,共计6636万元。
→改革·印记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只有明确了农户的产权,允许农民带‘权’进城,才能让农民舍得进城,没有后顾之忧。”市农办、市农业经济局改革指导处处长邓建华说。
邓建华表示,确权是此项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农民“三权”之中,除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之外,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是重头戏,截至去年年底,我市854个村经济合作社完成股份制改造,股改率达98.6%。
“农村集体资产属于全体村民,但大家都看不到、摸不着、用不上,实际上等于大家都没有,股改就是确定农户在集体资产中所占的股份,农民作为股东对所持股份具有参与决策和享有收益、转让、继承的权利量化到人。”邓建华介绍,股改之后,我市有5154个村已经实现了给农户按股分红,累计资金分红2.87亿元。
邓建华表示,确权是为了活权,比如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25.38万亩,流转率52.65%。
“活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以解决农民融资难、担保难的困境。”邓建华介绍,农民不仅能用住房财产权进行抵押,还能用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和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有效激活了农村产权的沉睡资本,如嘉善县姚庄镇试点推行的“三权三抵押”,更是大大提高了抵押贷款的额度。
另外,为了推进农村集体股权的合理流动,我市出台了相关办法,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股权交易。去年,全市开展集体资产股权交易689宗,交易金额330多万元。
→改革·手记
用农民的获得感检验改革成效
在乡间采访,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会让人有种“归园田居”的冲动,这很容易让人忽略那道城乡之间的鸿沟,这道鸿沟不在于土和洋、摆弄电脑或伺候田地,甚至不在于贫和富,而在于对于资产的自由支配权,以及由这种支配权所影响的城乡发展活力的差距。
城乡之间的二元鸿沟由制度造成,需要在改革中慢慢消弭。我们知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和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一样,无论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还是像小岗村那样自下而上的推动,检验其成效的标准最终体现在百姓的获得感上,老百姓得了实惠,说了好,才是真的好。
这次采访就是一个检验改革成效的过程。在政府部门采访,听到的是改革的背景、初衷、意义,看到的是冷冰冰的数据,并不能让记者有真切的感受;采访农户就不同了,只有初中学历的徐娟说不清楚“改革”到底“改”了啥,但听她真真切切地说,“三本红本子派用场了。”“抵押贷款真的很方便。”“这样的生活以前不敢想。”这些话让人听了踏实。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还有深水蹚,鸿沟正在弥合,但仍然存在,希望今后的改革举措更加接地气,并且能得到更多老百姓的点赞。